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依靠的是廉价的人工和实体资源，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付出。而美国则是依靠控制轻质资产，如品牌、投行、对冲基金、互联网、电视电影、生物科技等，这些部需要实体去填充，才能不断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起默默的支撑起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不断的喂饱美国背后的犹太金融集团们。 这个金融集团发展模式如同鱼群，网络不断扩张，不断吸收新人。
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古中国人，另一个就是犹太人。
中国人善于劳动创造财富，勤勤恳恳，自古以来就重视仁义道德。
而犹太人以“金融业”而闻名于世，总能发现各种机会，不太会注重人道，更善于研究法律契约。并且整个西方人的思维，其实都发源于犹太人（下面我会详解）
想想现在的中国，所谓的房产泡沫、金融过热等等，其实就是犹太“投机”思想的一种渗透，早些年的温州炒房团、福建筑路团，就是师从犹太人的思维。
如果中国人就踏实、勤恳、敬业的干下去，我相信经济更具可持续性。所以今天，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思考和反省了。
中国人和犹太人的思想区别，也正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两种文化必然会发生激烈的碰撞。
究竟谁才能领导未来世界发展？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今天，我们先来研究一下犹太这个民族。
古中国人和犹太人，这两个民族一个生在富庶之地，一个天生与苦难为伴，不同的环境和经历，早就了今天的千差万别。
4000多年前，古中国人已经在黄河流域繁衍出了自己的华夏文明，而此时在阿拉伯大沙漠中的“新月形沃土”地带（今天的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交界区）。犹太人的祖先也开始讨生活。
我为什么说他们是“讨”生活呢？
因为他们并不像我们的祖先，生在一个水土富饶的地方，而且外来民族进不来。但他们虽然历尽千险万阻才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犹太王国，定都耶路撒冷。但仅仅才70年就进入了颠沛流离模式，被各种外来民族各种驱赶。
公元前586年他们被巴比伦灭国，沦为“巴比伦之囚”；公元72年，又因坚决抵抗罗马人而遭至屠城，近10万人沦为奴隶！
自此，犹太人被罗马驱逐、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开始了长达2000多年的流浪生活，而此时的中国从未被外来文明干涉，从夏、商到西周，这个礼仪之邦的文明一脉相承。
犹太人命运多舛，日子过得非常惨烈。就需要有个精神寄托，于是他们梦想有一个救世主、唯一的真神——上帝来拯救他们，创造了犹太教。
后来，在犹太教的基础上，欧洲人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宗教——基督教，并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教创立以后，这在犹太教看来，简直就是背叛，这可是对真神的亵渎，于是大力抵制。最终，耶稣被犹太人诬告叛国罪。但是，让犹太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基督教后来成为了西方第一大宗教。所以我在上面说欧洲文化其实是发源于犹太文化，这也会欧洲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当然，基督教和犹太教斗争也一直继续。在圣经中耶稣是被一个叫犹大的人出卖而被钉十字架的，这个人就是犹太人。后来基督教的发展强大史，也就成为了犹太教的悲惨被害史。于是犹太人就只能四处流浪，而且很多正当行业都不准犹太人从事，包括地主、农民、手工业者等等。
由于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做点小买卖，养家糊口。但是“一万小时定律”认为，只要坚持1万小时平凡的人也能成为专家，犹太人由于没得选，坚持做生意坚持了2000多年。
但是2000多年前，中国孔孟之道就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中国的传统文化历来主张的以“义”来规范人类之间的关系和秩序，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君子义以为上”。《水浒传》李逵说“金钱如粪土，情义重千金”。用“义”规范人与人之间关系、社会秩序的基本主张，就会抑制金融发展。也会抑制“用钱赚钱”的货币现象。
排斥货币化哲学家还有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他说货币来到人类社会，完全是作为一个交易工具、支付手段，是为了让我们在市场上进行交换时更加方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货币本来是没有生命力、生育力的工具，“用钱赚钱”等于是要男人生小孩，是反自然的。
而且基督教的《旧约全书》里也对借贷、赚钱进行禁止、排斥，这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混在一起，奠定了整个西方社会一直到16世纪之前的哲学和宗教上的障碍，因此金融市场在出现后的几千年里没办法进一步发展。
所以，由于“钱生钱”释放了人的贪婪和惰性。我们发现世界上的这几大宗教，包括中国的儒家、西方的基督教、中东的伊斯兰教，都是排斥金融交易的。基督教就直接反对所谓的“贷款”和“利息”，认为收取利息是不劳而获，是基于贪婪、欺骗和操控，是罪恶。
但是，当世界主流文化都在竭力撇开“钱生钱”的时候，犹太人却在独自钻研“钱生钱”。犹太人教育族人“钱是上帝的礼物”， 甚至记载犹太人口耳相传的生活经《塔木德》都写到：
"钱不是罪恶，也不是诅咒，钱会祝福人的。”
"钱会给予我们向神购买礼物的机会。”
"身体的所有部分都依靠心而生存，心则依赖钱包而生。”
"圣经放射光明，金钱散发温暖。”
为什么遭到各地驱赶？
在《塔木德》的这套思想体系上，犹太人光明正大的搞起了“歪门邪道”，比如放高利贷，当时很多犹太人都以这为生。对“钱滚钱”的喜简直刻到犹太人的基因里。不过当时在基督教统治下的欧洲把这种活动视为非法，所以犹太人先从西班牙被赶走，后来又在德国、英国不断地被驱赶。当时基督教的罗马教皇说：我一定要把那些犹太人赶到世界各个地方游荡，让他们无家可归。
所以在欧洲过去的1500年左右的时间里，犹太人确实对“金融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仅给家庭借贷，也给很多欧洲国王放贷。但这些国王也好、做企业的人也好，还有借钱的个人也好，每到还钱的时候都恨死了犹太人。
犹太人就是这样在夹缝中“维系”了世界两千多年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史。
直到16世纪新教革命之前，基督教徒才可以从事用钱赚钱的金融业务。但是显然已经成不了大气候了。
当年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呢？因为一战期间德国物资紧缺，犹太资本家却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们囤积居奇。德国战败后，物价飞涨，本来就已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这下德国人对犹太商人的憎恨可想而知（你可以类比一下现在炒房、卖房的。）希特勒上台后，以发展军工的方式度过金融危机，他要用没收犹太人财产的方式筹集德国重建经费，他承诺搞福利的钱也是从这里来的。这种方式其实在德国前期效果非常好，重建速度之快令英法瞠目结舌。当然直接采用迫害异类民族的方式是不可取的，这是极端的做法。但是通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出犹太人的赚钱方式。
在国家危难之际，犹太人却富可敌德国。这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行径能够轻而易举成功的根本原因。直到现在犹太财阀给德国人内心留下了很大的伤痕，就是到了今天，德国人提起美国华尔街的犹太人还是很反感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犹太人一直掌握着欧洲各国的经济命脉。直到现代玩金融的还是以犹太人为主，近现代以后这些人很多都成了大银行家、大金融家、大资本家。
受到二战中的犹太人大屠杀影响，犹太人复国的理念越来越强，后来犹太人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以色列。1949年5月11日，以色列取得联合国的席位，成为第59个会员国。
美国人控制全世界，犹太人控制美国
我们都知道美国才是全球金融中心，美国在自己构建的全球产业链上牢牢把握最高端的金融环节，然后可以一遍又一遍的剪世界羊毛。
但是正如我们上面所言，这些金融家们基本上都是犹太人。美国虽然只有犹太人600万，尽管犹太人口仅占美国2%，这一小撮人却操纵着美国70%以上的财富。美国前总统罗斯福曾感叹：“影响美国经济的只有200多家企业，而操纵这些企业的只有六七个犹太人。”
所以现在以色列一有事情，美国就会第一时间进行援助！
美国400大富豪排行榜中，有45%是犹太人；《富布斯》美国富豪榜前40名中，有18名是犹太人！就连财经圈如雷贯耳的金融大鳄索罗斯、股神巴菲特，Facebook创始人小扎、比尔盖茨、洛克菲勒、摩根，罗斯柴尔德都是犹太裔。更不用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连续三届主席都是犹太人：格林斯潘、伯南克、耶伦。他们主宰着美国中央银行乃至整个美国金融命运的人，说他们影响着全世界的金融秩序并不过分。
所以有句话说：世界的钱，装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却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实际上，奥巴马也是犹太集团投资的。
大量犹太人从事经商或者投资等与金钱紧密相关的行业。美国的资本市场，到处弥漫着犹太人的味道：高盛、雷曼、摩根、普利策、索罗斯、希尔顿、洛克菲勒、钢铁大王卡耐基、哈根达斯创始人鲁本·马特斯、星巴克创始人及总裁霍华德·舒尔茨、等等数不胜数：
当然，犹太人也在控制文化领域的资本，世界最大跨国媒体大亨默多克也是犹太人，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甚至美国三大广播公司ABC、NBC、CBS都是犹太人办的，好莱坞几乎是犹太人的天下，六大电影公司全是犹太人办的。而且美国五大军工基本上被犹太人掌控。
当然，世界上区域、其它领域的杰出人才很多也是犹太人，比如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伊德等等。因为他们确实比较聪明。
再放眼全世界，美国《Fortune》杂志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总人口仅占全世界人口的0.3%，但全世界超级富翁中，犹太人却占了1/4到1/5。
为什么中国未来的对手是犹太人？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依靠的是廉价的人工和实体资源，是中国人实实在在的付出。而美国则是依靠控制轻质资产，如品牌、投行、对冲基金、互联网、电视电影、生物科技等等，这些全部需要实体去填充，才能不断发展。可以说是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起默默的支撑起了美国金融霸主的地位，不断的喂饱美国背后的犹太金融集团们。
这个金融集团发展模式如同鱼群，网络不断扩张，不断吸收新人。虽然没有一个大龙头指挥，但是由于利益悠关，整个网络可以自动对外界产生反应，每个家族每个人都会不由自主的集体行动。他们不断的利用其金融地位和手段，吸纳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人勤勤恳恳创造的财富，每次杀起猪来都毫不手软，比如各种剪羊毛。
水木然认为，金融行业过度发展，就是导致世界贫富分化不断加剧根本原因。极少数人可以坐地生财、坐享其成，绝大多数人长年劳动却只能维生，这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而现在，中国互联网不断繁荣、人民币逐渐国际化等等机会，也在催促中国帮助世界构建一个新世界。这个世界迫切需要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商业规则！
现在的金融秩序过于注重个人价值最大化，很少主张让一个人适度的抑制自己的欲望，更多的都是纵容自己个性。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忍、戒、让、谦、和等优秀基因，将在未来经济制度中发挥重要力量。
究其本质：犹太人主张的以钱生钱（金融），和中国人自古主张的勤劳致富（劳动），完全是两套几乎相对立的思想体系。
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势崛起，以及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全球动荡，今后世界的主要矛盾将集中在“实体”和“虚拟”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仁义道德”和“法律规则”之间的矛盾。
中国正在冲破旧金融秩序，尝试建立新游戏规则，新旧两种世界必然发生一定的冲撞。中国要想迎来下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必须大胆的去冒犯既有的游戏规则。真正的阻力就来自于美国后面那一群犹太金融家们，他们必定不会轻易的交出世界。
所以，水木然认为中国未来对手一定是犹太金融家，两者已经在相向而行，狭路相逢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我们应该越来越自信，因为：世界未来的较量，究其本质还是“文化”的较量！
观风察俗察言观行洞幽察微察古知今
沃顿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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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理公共政策领导力营销科技创新社会影响
金融种族特性与经济表现之间有关联吗？
2016年07月19日
金融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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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特性是否会影响经济表现？沃顿知识在线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牛津大学以色列问题研究专家潘斯勒 (Derek Penslar)。他同时也是多伦多大学犹太史教授。他的书《夏洛克的子孙：现代欧洲的犹太身份与经济》（Shylock’s Children: Economics and Jewish Identity in Modern Europe）介绍了犹太人的历史以及这一群体与经济的紧密关联。潘斯勒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割裂而独立的“犹太经济”。真正的情况是，几种特定形式的经济行为普遍存在于犹太世界，在很多情况下不断重演，并在世界各地犹太人的团结意识下得到强化。
以下是对话内容的编辑版。
沃顿知识在线：您如何看待将种族特性与经济学表现结合到一起来看？这个概念还是比较有争议的。
德里克·潘斯勒：争议可能很大。无论如何处理，都会很敏感。实际上，一直到20世纪30、40年代，很多学者在表述犹太人的宗教或犹太人的国籍与犹太人的经济行为之间的关系时，都十分局限于自己所在的群体。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包括犹太学者。人们并不觉得那样做有什么错误。
反犹太主义者对犹太人的经济行为或他们的主导地位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但犹太人却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是30、40年代的恐怖时期，纳粹主义、大屠杀。在那之后，很多原本用来将犹太人作为一个族群单位和经济学单位的词汇都被弃用了。外界认为以那样的方式谈论犹太人不再合适。
沃顿知识在线：即便是犹太人？
德里克•潘斯勒：即便是犹太人也不用了。所以，关于犹太人的历史，研究界往往弃经济学而言它。宗教可以说，政治可以说，文化也可以说。但经济学却是禁忌。很少有人会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有也是极其偶尔。最后，过了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一些距离大屠杀过了两代的年轻学者才又开始重试这个课题。毕竟缺了经济学，你无法透彻理解任何一种群体行为。
沃顿知识在线：所以说时间才能治愈一切。
德里克•潘斯勒：我认为已经过去了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然而还有人对此紧张兮兮。这是因为反犹主义者曾用经济学论据来贬低犹太人。
沃顿知识在线：让我们来看看犹太人的方法的一些特征或者特点是什么，以及他们与其他文化或其他国家有何不同？
德里克·潘斯勒：在空间和时间的范畴内，并没有一块所谓的整体称之为“犹太人经济”。但是在大部分犹太人世界中，的确存在特定形式的经济行为或经济文化，而且在许多不同的情境下不断重复出现。
很难了解需要回溯到什么时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我们进入中世界后期直到近现代时期，也就是20世纪，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犹太人既不是农民也不是贵族。纵观人类历史，在近代以前，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他们在土地上劳作。通常情况下，他们不能离开土地，这种情形无法推动经济创新，也不会鼓励识字和算数的发展，而且不利于创业。贵族是土地的领主，他们往往是武士精英，他们也不会鼓励创新。
所以，在一个社会里是哪些人在创新呢？中产阶级、城镇居民、资产阶级或者市民。数千年来，犹太人基本上都是城镇居民。这些城镇可能是小镇，也可能是大镇，他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手工业，但也经商。当人们一代一代世代传承，他们就发展出了特定的相对优势，不管是在识字还是计算方面。我们也别忘了，犹太人还在空间上彼此相连。住在波兰城镇的犹太人在波兰的其他地方，或者德国等其他地方还有犹太远房亲戚。
沃顿知识在线：但是在过去30年间，以色列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走向更加资本化的经济。你能谈谈这一变化吗？它是怎样发生了，为什么会发生？
德里克·潘斯勒：东欧中部的犹太人世界主要是被19世纪革命的可能性压垮了。资本主义革命、经济关系变革，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各种各样的左翼运动，国家运动。犹太复国主义毕竟也是犹太民族主义的一种代表形式。
我们赶上了犹太人的民族变革这一思潮。所以，犹太复国主义，当它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期间形成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主义因素主导的。我不会说它是由一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而是由一种具有社会主义因素，且国家在一国的发展和民族的推动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的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这种国家中有许多国有产业，对人们的工资有着严格的限制。比如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工人和医师或者教授之间的工资差额非常小。它有一种平均主义的思想，并不是本质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民主主义。
这就是一种犹太人经济，因为它受到了20世纪初期犹太人在革命运动中的巨大作用的影响。但这只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底时期的以色列。到了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种影响早已经开始放松。以色列成了工业强国，制造纺织品，发展医学和其他科技。单靠卖橙子和葡萄柚再也赚不到钱了。以色列经济中还有很多其他部门。然后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私有化的浪潮，事实上这种浪潮一直持续到今天。国有产业都被卖光了，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使以色列成为当今世界上的国外投资和经济创新中心之一。
沃顿知识在线：它似乎不仅是一个高科技创新世界中心，也是所有类型创新的中心。我在想以色列的军队在高科技的发展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多紧密？
德里克·潘斯勒：它们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密，就像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一样。以航空航天为例，它从二战开始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发展，因特网就出自美国的军队。所以这种联系对以色列来说并不是独一无二的。
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有着如此庞大的经济。和美国军事一样庞大的，是它巨大的由消费者和商业主导的经济。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经济规模也比较小，它的军事更是多得遍布全国。所以会有很多把军事科技直接应用于私人部门的情况。例如有些编程开发是为了向战斗机提供定向援助，后来却被用于民用汽车的GPS。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科技更加直接的转移。
沃顿知识在线：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其他族群，他们有着突出的商人阶级，也去了世界其他地方建立滩头堡。我能想到的特别是遍布东南亚的中国人，在某些大城市甚至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主要的商人阶级，尽管他们在人口上只占一小部分。
印度是另一个例子，这里有许多的商人活动，有些甚至已经走向海外。商人从印度向外流散。这些族群与发生在以色列的情况，以及犹太人在过去多年的情况有何相似之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德里克·潘斯勒：回答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是在1948年之前，犹太人几乎就像一个没有中心的边缘群体或散居群体。也就是说，在精神上，他们以以色列之地这一概念作为他们的中心，但那并不是他们真正的人口学意义上的家。他们就像一个圆环，但是圆环没有中心。他们在犹太世界中与彼此打交道。所以你见到在纽约的犹太商人有同事或亲戚在克利夫兰，还有其他人在洛杉矶。有许多横向上的联合。
当然，印度商人也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遍布非洲和英属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祖国。虽然有些印度商人从没有见过他们的祖国，有些人见过，但是这一祖国的确存在。以圣雄甘地为例，他是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个律师，但他是在南非开始了他的一部分事业，然后再回到印度。他们有一个中心，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
至于以色列国，它在1948年才成立。所以我会说，现在以色列离散群体与以色列在经济上的联系，与过去印度的离散群体或中国的离散群体与他们的母国的联系是一样的。
沃顿知识在线：就像我所提到了，以色列以创新而出名，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是不是以色列经济中的哪些特征造就了这一现象，这种现象能否被见证了这一成功的其他国家采用或移植，就像他们看着硅谷就会说，“我们怎样才能在我们的国家中发展出这样的东西？”
德里克·潘斯勒：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但可能很困难，因为存在国家文化，行为方式上的不同。如果你观察以色列以及高科技领域在以色列的发展方式，其中存在着巨大的随意性。虽然有职权结构，却非常松散，而且你可以挑战权威，质疑你的上司。而且在各种事情的组织上远远称不上良好，有许多的即兴发挥。所以问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企业文化是否真诚地愿意像以色列这样放开发展。
以色列也为项目注入了许多知识独立性，而且其他人必须愿意去听取这些。它必须采纳一个群体式的决策流程，而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是否可以被轻易地移植，就是以色列人强烈的团结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才能在缺乏强健的职权结构的情况下还能把他们连结起来。以色列人有一种同仇敌忾的意识，这种威胁是否真正存在还是只是感觉到的，并不是问题所在。这种意识就在那儿，一种明确的犹太人的团结意识。
能否在世界其他地方复制这种意识，我不确定。但是实际的指挥系统、日常决策的方式，以及集思广益的形式，这些当然是可以尝试复制的。
沃顿知识在线：你认为以色列经济的下一次更迭会是什么样子的？目前你能看到什么正在前进的迹象吗，一些与当前我们认为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经济不同的事物？
德里克·潘斯勒：以色列的种种迹象表明，它将继续在许多高科技领域成为全球领导者。但并不仅仅如此。事实上，以色列面临着多种竞争，这种竞争不仅来自美国和加拿大，还包括欧盟。如果来自全球风险资本和资本家的投资资金等启动资金枯竭了，以色列的创业经济也会枯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色列的处境非常脆弱。
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情况是以色列不仅将成为新科技发展领域的领导者，也会成为现有科技应用领域的领导者。以海水淡化为例，30年前海水淡化不仅被认为太过昂贵，而且根本行不通。如今，以色列正在应用海水淡化，我认为海水淡化为以色列提供了70%的饮用水，而且在几年内还会产生剩余水量。在过去，这种事情绝对是闻所未闻的。而且他们所使用的科技有一部分是本土的，还有许多来自其他地方。所以，以色列的创新不单单是在国内开发新技术，还包括利用外界的技术。
沃顿知识在线：还有哪些没有问到的问题，却非常有益于观众了解以色列经济？
德里克·潘斯勒：我认为真正有益于了解以色列经济的有两件事情。一是以色列经济与其犹太性以及美国犹太人之间的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因为总的来说，美国犹太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宗教性的少数民族。但是它作为一个集合，并没有展现出与以色列国相同的对创新的渴求。美国犹太人大体上是一个生活优越且非常成功的少数群体。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这一群体的创新面被成功吸干了。55-60年前，美国犹太人是第一代上大学的人，他们非常努力，他们必须具有创新意识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而现在，他们的处境更加优越，他们可以走在本行业内已经铺好的商业道路上。但是以色列，仍然有这种对成功的渴求。
我想提的另外一件事要回到我们开始的地方：问这些关于以色列经济的犹太性的问题是否真的恰当？在世界其他地方，例如中国和印度，谈论文化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时尴尬要少得多。印度研究学者一直都在做这样的研究。但是他们比较小心处理的是这样一种差异，即，你是在谈论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影响，还是在说某种因为人们属于某个种族或有某种身份的决定性因素，他们就会注定在经济上成功或失败。这其中存在着巨大的决定性因素和可能性范畴。这不是一个种族问题，也不是基因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文化是流动的，有机的，我们所讨论的是一个可能性领域，而以色列成功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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